青铜，是指红铜和其它化学元素的合金，如铜与锡的合金为锡青铜，铜与铅的合金为铅青铜，其它还有铅锡青铜、镍青铜、磷青铜等等。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古称“金”或者“吉金”，其合金成分是锡青铜或铅锡青铜。
在人类技术发展的阶段中，使用青铜兵器和工具的时代，被称为青铜时代。“青铜时代”一词系西方传入，为丹麦人克•吉•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1788--1865）最先使用。他的《北方古物指南》称“青铜时代”乃是“以红铜或青铜制成武器和切割器”的时代。英国人戈登•柴尔德（V. Gordon Childe）将“青铜时代”分为三段“模式”，在第一段“模式”中，兵器和装饰品有用红铜和青铜的合金制作的，但是专业工具很少，石器仍制作得很仔细。第二段“模式”中，红铜和青铜在手工业中经常起作用，但不用于农畜活动，也不用于粗重作业。第三段“模式”中则将金属器具引进与农业并用于繁重劳动。以上主要是欧洲青铜时代的特征。在中国的青铜时代，则以大量使用青铜生产工具、兵器和大量使用青铜礼器为特征，两者颇为不同。
人类最早使用的铜是自然铜。在伊拉克的柞威-彻米发发现了公元前 一万至公元前九千年的自然铜做的装饰品。在伊朗西部的阿里•喀什，使用自然铜做装饰品的时代是公元前约九千年或前七千年。埃及进入铜石并用时期是在公元前四千年。
中国进入青铜时代之前，有一个漫长的技术和经验积累过程。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过质地不纯的黄铜片。临潼姜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质地和成分不纯的黄铜片。仰韶文化距今约六千年以上。对于这个发现，考古界曾经有过争议。但无独有偶,在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中，也曾出土了两件铜锥，据分析，为铜锌合金。经科学实验表明，这一地区存在的铜锌矿或铜锌铅共生矿，用一种简易的特殊方法，即能冶炼出黄铜。早期用铜可能由于其铜矿含量的不同，冶炼出的不一定是纯红铜。甘肃东乡回族自治区林家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遗址中发现过青铜小刀；甘肃永登蒋家坪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遗址中，也发现过青铜小刀。
因为纯红铜熔融的金属液黏性很大而难于铸造大的容器，因而铸造容器都是采用铜锡合金，即锡青铜。液态锡青铜流动性好，成品光泽亦佳，耐腐蚀性能大大优于红铜。认识青铜的性质，从偶然到必然，要经过很长的过程。大约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中国进入初期的青铜时代，用青铜、红铜、黄铜为铸料，热铸和冷锻相结合。如：
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铜锌合金锥，就是一例。河南临汝煤山龙山文化遗址二期出土的残炼铜炉中，凝固的铜液为百分之九十五的红铜。煤山二期的文化年代不会早于陶寺的龙山文化。《西清古鉴》中曾著录一件伪刻铭文的形似山东龙山文化陶鬶型的铜鬶，被普遍认为是可信的早期青铜容器资料。龙山文化时期的人们不仅能冶铜造工具，而且已经能铸造容器。像鬶这样的容器，不是融熔的锡青铜就难以铸造成功。在甘肃、青海地区的齐家文化墓葬中，多次发现了青铜或红铜制作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品。有刀、斧、凿、匕、锥、钻头、指环及镜等物品，制造方法有冷锻，也有铸造。齐家文化已经有了雏形的青铜手工业存在。
以上诸文化中发现的青铜器，只有在龙山文化中有容器。龙山文化中的铜鬶的铸造当不会在早期，龙山文化进入青铜时代应与夏的时间相衔接。豫西和晋南的二里头文化，是典型的青铜文化，当时已有生产工具、兵器、工具和乐器。现今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青铜器多为其第三期，但是从出土的铸造金属已经相当成熟的青铜器来看，夏早期铸造技术应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而不会是原始的状态。
众所周知，二里头三期的青铜器有夏与早商的不同说法，但是即使是早商的判断，就铜器而言仍在夏商的临界点上，这一时间上的差别并不表明在同一地区内的铸造技术也有相应的差别。二里头文化的整体面貌与商代二里岗文化有着相似处，也有明显的区别，区别之点大于相似之点。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论点，有其一定的根据。以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这与夏代已经建立铸铜工业的历史记载也是相符的。
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千年左右形成，经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大约经历了十五个世纪。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的冶铸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达到高峰。在当时的亚洲大陆上，商周的青铜冶铸业所产生的青铜艺术,是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春秋晚期是铁器时代的初期,但是铁器时代的到来并没有立即导致青铜工业的衰退.相反,由于战国时代生产技术的普遍提高，使得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亦有新的发展。大约到了战国晚期，高水平的青铜铸造业由于冶铁工业的突飞猛进而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但在某些特殊产品的领域中，仍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汉代的青铜铸造工艺，仍然呈现出美丽的余辉。
